第一，魯國受封之地早已經是中國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。

山東被稱為“齊魯之邦”，先秦時期，魯國和齊國分處于泰山南、北，在泰山以南（今魯南）地區，已發現了眾多的原始文化遺跡。“沂源人”與“北京人”時代相當，他們可能是這里古人類的祖先。以之為中心，僅其附近便發現了猿人化石和近百個舊石器和新石器地點，說明這里是幾十萬年以來古人類活動的重要中心之一。更為重要的是，進入新石器時代以來，這里更有北辛文化、大汶口文化、龍山文化一脈相連，在魯南地區形成了中國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。《帝王世紀》云：“炎帝自陳營都于魯曲阜。黃帝自窮桑登帝位，后徙曲阜。少昊邑于窮桑，以登帝位，都曲阜。顓頊始都窮桑，都商丘。”張守節《史記正義》曰：“窮桑在魯北，或云窮桑即曲阜也。又為大庭氏之故國，又是商奄之地。”遠古時代許多氏族首領都與曲阜有關，這種現象不是偶然的。

周初，伯禽為首的周人來到曲阜一帶后，這里又成為東西文化的交匯之地。殷商興起于東方，曲阜一帶曾為商人舊都，即使在遷殷之后，他們仍然與這里聯系密切。直到周初，這里依然是殷商勢力極重的地區。周族自西方發展起來，他們在取代殷商之后，要想很好地統治天下，就不能不把東方作為統治的重點，因此，可以說魯國受封之地是他們首先要考慮的戰略要地。這里距王都較遠，東南沿海地區的淮夷以及徐戎等也沒有立即臣服于周。武庚叛亂時，"殷東國五侯"群起叛亂，奄國及其附近各部都是周公東征的主要對象，史籍中所謂“攻商蓋”、“攻九夷”（《韓非子·說林上》）、“滅國者五十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都是在這些地區。甚至伯禽被封于曲阜后，“淮夷、徐戎及商奄又叛”（《藝文類聚》卷十二引《帝王世紀》）。欲很好地鎮撫東方，把這里作為周室堡壘是非常合適的。

伯禽受封時，周室為魯國制定了“啟以商政，疆以周索”的治國方針，并分給魯國“殷民六族”，使之“職事于魯”（《左傳》定公四年）。這樣，伯禽一支所帶來的周文化與殷遺民及當地土著固有的文化相互交匯、影響，共同形成魯國的文化。

第二，魯文化的特殊地位與魯國在當時諸侯國中的特殊地位是統一的。

魯國雖是周王朝分封的一個邦國，但它卻是一個非同尋常的邦國。魯自周初始封，歷西周、春秋、戰國，到公元前249年為楚國所滅，歷時七、八百年，在當時的政治、文化舞臺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。

魯國的始封之君是周公的長子，而周公無論在幫助武王爭奪天下，還是在成王年幼時平定天下以及輔助成王，都有卓著的功勛，他在周初政治中的地位十分顯赫。因此，魯國初封時不僅受賜豐厚，而且相對于他國來說還得到了不少特權。魯國可以“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”，《禮記·明堂位》也說：“凡四代之器、服、官，魯兼用之。是故，魯，王禮也，天下傳之久矣。”從文獻記載以及考古材料綜合考察，這種記載應該是可信的。如周王室的職官“宗伯”、“太宰”、“大司徒”等，魯即有之。如替國君掌管祭祀的“宗伯”，其他國家只稱“宗”或“宗人”，有“宗伯”之稱的只有周王室和魯國。又，“魯得立四代之學”（《禮記·明堂位》孔穎達疏），魯還有四代之樂。恐怕這都是魯國特有的現象。

魯國受封的同時或者稍后，周王室在東方又分封了一些小國，這些小國有的即為魯的附庸，有的則以魯國為“宗國”。時至春秋王室衰微，禮壞樂崩之際，許多小國依然紛紛朝魯，并且到魯國學禮、觀禮。在東方夷人勢力較重的地區，魯國始終不忘“尊尊而親親”的原則，使魯國的政權一直掌握在“伯禽”之后的周人手中，魯國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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